贵州前省委书记刘方仁在他的案件被移送司法机关以后，以他的“政治经验”认为，如果自己聘请辩护律师，就会给组织和有关部门一个印象，以为他认罪态度不好，对抗组织。所以权衡再三，刘始终没有聘请律师。但法庭还是为其指定了律师，经过律师的努力、法庭上的积极辩论和辩护，刘方仁才知道了法律上一个最浅显的道理：自我辩护和聘请律师进行辩护是法定的权利，绝不会被视为对抗法庭而加重自己的处罚。受贿600多万元的刘方仁最终被判了无期徒刑，赃款人民币661万元和美元1．99万元被没收。
　　不要以为这是个别现象。以我对辩护过的官员犯罪案件的印象，好多有一定级别的干部犯罪，“党性”远高于“法律意识”。检察院找他，他会说：“你们要知道自己的身份，有什么权力找我谈话？对我侦查你们要注意后果！”虚张声势，百般阻挠。而一旦纪委找他，他马上服服帖帖，痛哭流涕。有的人在纪委招供了，到检察院又翻供了。在他们的潜意识里，“党要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”的意识是没有的。党是娘家，对党要推心置腹，讲清全部问题，检讨得越彻底越好，把自己骂得越不是人越好，相信组织最终会查清的，组织会放过自己的。但到了法庭上，才知道法律不是儿戏，自己的口供，签字后是要负责的。
　　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我们有的干部犯了事，会对《刑事诉讼法》规定的自我辩护权、聘请律师的辩护权这样无知？这是因为他们在台上时，没有真正将法律当回事。他们只相信权力，只相信内部打招呼，只相信批示，只相信“领导拍板”。他们深谙官场的运作规则，知道检察院、法院只不过是按他们实权人士的批示办办手续而已，因此他们对法院的审判根本就不会真正地敬畏，他们只相信权力的作用。他们总幻想某某领导最终会来救自己，会来保自己；甚至被判刑后，他们还会说：我这个事根本就不是个事，都是政治斗争、权力斗争的牺牲品，是某某在搞我；如果某某不倒台，我根本就不会出事。“反腐斗争”的“政治解释”，就这样出来了。
　　党政官员如此，我们从事法律职业的政法干部怎样呢？情况并不乐观。对自我辩护权的漠视，对嫌疑人请律师辩护的阻挠，在我办理过的不少案件中有不同程度地存在。在纪委阶段，只要组织找了你，你所有的辩解就是对组织的不忠和对抗；在公安阶段，要找律师，就是在对抗侦查，就是不老实，所有的律师都不受欢迎，甚至阻挠会见；在检察环节，他们都会同嫌疑人说，我们会慎重侦查，你找律师是权利，但律师其实也没有什么用；在法院阶段好一些，但也有的法官会说：律师辩不辩差不多，我们法官心里早就有数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嫌疑人权利、被告人权利是随时会被漠视和侵犯的。我们的高级官员，经常听这样的汇报，有时直接主持召开这样的会议决定这样做，他怎么会真正对法律规定的权利当回事？他们认为，这只是写在纸上给人看的，真正认这些法律死理的，只是一些书呆子和“不听话分子”，以致到了自己出事倒霉时，他们也是这样的意识，结果把自己的法律权利也丢光了。
　　因此，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刘方仁的问题，而是一个大的法律文化问题。漠视法律者，自己最终被漠视所害。某些在报纸、电视上经常对人进行法制教育的人，实际上骨子里根本没有法律人的影子，他们只相信权力。我在会见一些原来是官员的被告人时，每每会为他们对法律的无知而震惊，也会为他们感到悲哀，为他们似是而非的口供造成的无法挽回的后果而遗憾。刘方仁说：“省委书记不懂法是个很大的问题。”“如果知道是犯罪，我不会置省委书记这个重要的职位而不顾，如果还有下辈子的话，我一定选择学法律，去从事法律工作。”黑龙江主管全省干部人事工作的省委组织部副部长、人事厅厅长赵洪彦，在被抓后也说：“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后悔过，干了40来年的工作，当了这么多年的领导，读了这么多书，竟然还是个法盲。现在如梦初醒。”他们的话，足以让我们现在一些大权在握的同志警醒：依法治国，依法管天下，决不是在电视上读读秘书写好的稿子就成的。